疾风劲草    复制

“楚王好细腰”

　　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临到周末，老师都嘱咐我们这一周应该去做点好事，下周回来好向她汇报。遇到这种要求，我们都不知该怎么办，常常是问大人，该去做什么好事。大人们常常会指点我们，单位里有某某孤寡、病残、年老的一些人，我们可以给他们去拾点柴、打扫下卫生什么的。听了，我们就恍然大悟地跑到这些人家去敷衍地做点好事，为的不过是下周回学校时好顺利地交差。常常是越帮越忙，但也有做的好的时候，那时，这些人会对我们报以感激的目光，虽然不一定全理解，但心里也觉得非常舒服。我上小学，已经是80 年代了，社会的风气还有一点毛泽东时代的遗风。现在有些文章批判那个时代，说那时人的“助人为乐”都是靠政治高压压出来的，说那时有些孩子害怕老师批评，把明明不是捡来的5分钱，当作捡来的钱，交给警察叔叔，或者老师，以求获得表扬。这至少说明，不论是假意还是真心，人的利己之心是不被弘扬的，是被压抑的，助人的要求，是每个人精神上或显或隐的一种焦虑。也许正因为这种原因，才使那个时代的好人好事，进而是被人推崇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的原因吧。

　　而到了毛泽东时代结束的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已经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社会了。大人们嘱咐孩子的再也不是要怎样去帮助别人什么了，而是教孩子要防着这防着那，老师也不会再叫孩子每周行一善事，而是让孩子向他们的父母传一些话，比如叫他们父母送些礼，或者通过孩子来走一些关系。更有甚者，有的老师还把魔抓伸向了天真无辜的学生。在社会上，老人倒地了，没人敢扶。小孩子被车来回碾了几次了，却无人报警或叫救护车。见义勇为救了人了，被救的人却说和自己没有关系。一些弱势者受到社会某些人的不公的待遇，他不是去找造成他痛苦的人算帐，而是以血溅幼儿园的方式，无目地地去报复这个社会。某些女人想成名想疯了，就在网上公布她的裸照，或者是写一些不得不说的和某些人的糗事，结果也真的名满天下，但这个名不是光荣之名，而是臭名。以上这些，还只能算一些小人物的烂事儿，至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就更不遑多让了，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欺上瞒下，横行霸道，所有这些，一般人也见得多了。这时，人们是否应该看到一件事，也就是说，当这个社会不再有一种从政治方面来的导人向善的力量，一个社会会堕落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

　　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风气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在改变人的道德素质，或在移风易俗方面，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说起这句话，人们所想到的一般应该是“好的榜样给予人的鼓舞的力量是无穷的”，的确，在那个年代，像战争年代的刘胡兰、董存瑞、江姐、黄继光和邱少云，和平建设时期的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一代一代的可歌可泣的最可爱的人，在鼓舞这人们前进。但是，这些光辉榜样们的榜样又是谁呢？毫无疑问，那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那一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这其中，尤其是毛主席作为领袖所起的榜样的作用。然而，好的榜样固然是无穷的，坏的榜样又何尝不是无穷的呢？去年自披露第一起血洗幼儿园的事件之后，没隔多久，又接连发生了好几起血洗幼儿园的事件。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其中就没有什么联系吗？当然是有联系的，这个联系就是前面发生的事件，对后面发生的事件构成了启示，做出了“榜样”。汪洋在把广东社会治安恶劣的罪责往媒体上推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媒体报道的那么多的坏人坏人，对读到它们的人，怎么可能不构成影响，甚至起到某种“榜样”的作用呢？汪洋错在不敢揭露报纸上的那些坏人坏事，它们最终的榜样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真要揭穿的话，恐怕就必须指向汪大人自己了。

　　楚王好细腰，民女多饿死。楚王如果不好细腰，而是好肥腰，那么民女的表现又应该是什么呢？不会一个个都饱死吧？所以，问题似乎也有另一方面，即上有所好、下更甚焉的问题。也就是说，上面的人或许已经率先垂范了，但下面学习的人却常常把事情做得过头，而造成不好的结果。这也是某些人用来否定所谓的“个人崇拜”的论据。问题是这种下面人把事情做过头的情况不仅仅是针对好的榜样的，对坏的榜样的模仿，也经常有过头的事例。一个原先危害不大或危害可控的事件，因为不幸成为一个“榜样”之后，其危害可以经后来的模仿者和学习者无限放大开来。而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或集团，不论他怎么做，不论低调与否，他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就构成对下面的人榜样。你如果做出了好的榜样，怎么可能对下面的人传递出“恶”的信息呢？你如果自己立身不正，又怎么可能又能力去导人向善呢？想靠报纸去“讴歌”那些少得可怜的好人好事，是不可能改变社会风气的，因为谁会感觉不到这些“讴歌”的虚浮、虚伪呢？谁会看不出这些“讴歌”是毫无内容的呢？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汪洋，当他指责报纸对阴暗面报道地太多的时候，他的用意也许并不是指责报纸没有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而是指责这些报纸在骂他，因为报纸上的阴暗面多了，这些阴暗面最终实际是指向在一方当政的最高权力者的。

　　因此，“上有所好，下更甚焉”这句话是不能倒推的。也就是说，“下更甚焉”所造成的问题，是不能归结为是“上有所好”造成的。“上”要么有这个所好，要么有那个所好，要么是东风，要么是西风，“上”是不可能无“所好”的，而不论“上”好什么，“下”都会把这个“所好”放大，有时甚至是放大到荒谬的地步。既然是这样，我们是不能因为“下更甚焉”造成了问题，而否定上面的人所做出的可能是正确的导向。“上”之所好，要么东风，要么西风，在东风和西风之间，我们希望“上”之所好是什么呢？当然是利于众生哺育众生的东风了。而对于“下更甚焉”的问题，我们或许还是要借助榜样的力量。这时，我们希望我们的榜样不仅能指明方向，而且对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方面，也能做出榜样。这就需要上面的人能及时地纠正“下”之所“更”左或“更”右的错误了。

　　说到这里，似乎已经表明了，只要上面的人做好了榜样，这个社会的风气就会慢慢好起来。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就好比一个人自己，他在认识上已经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什么，但他长期养成的恶劣习惯却会阻止它按正确的认识采取行动。换到社会上来说，处于领袖位置的人，如果想移风易俗，同样会遇到因风俗的改变而损害了其既得利益的人的拼死抵抗。这就与政治斗争有关了。而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作为领袖，又不能不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因为他们正是旧风俗旧秩序的受害者。而这，正是作为人民领袖的毛主席，毕其一生都在努力奋斗的事。(2011/12/26)

论“意义”

　　意义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一件事被说成是无意义的时候，基本上它就会被人放弃；当一个人被说成是无意义的时候，他的存在则会变得多余，或至少是让人觉得碍手碍脚。

　　可是，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却很少有人去仔细想想，“意义”究竟是什么意思，“意义”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可能是因为在我们头脑中经常存在的是有关成败得失等比较具体的问题，而只有当某件事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才会认真地思考这件事所具有的抽象意义。

　　并且，当我们懂得它的意义，它或者给我们带来狂喜，或者给我们带来悲伤，或者让我们愤怒，或者让我们耻辱，凡此种种，意义让我们上过天堂，意义也经常把我们打到地狱。

　　因此，“意义”的问题是整体性的，形而上的。有“意义”，对存在是一种肯定，无“意义”，或者“意义”负面，则对存在构成一种威胁，或者是一种颠覆。

　　人的情感表现其实就是对“意义”问题的综合反映，因此，情绪、情感的表现，其实也是形而上的，整体性的，是人的理性难以约束的。

　　对“意义”的追求，无非表现为“贪嗔痴，妒慢疑”。但从佛家的观点来说，这六种表现却是人的六种病，人的种种业障，无非是这六种病症的结果。于是，“意义”反而成了“无意义”，或者“负意义”。

　　这或许是因为人们所追求的“意义”，它的存在期都是短暂的，就像骤雨，就像花开，就像风和日丽，就像美好的爱情，都不要多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原先认为有“意义”的，转瞬变得“无意义”，并且面目可憎。

　　那么，是否存在能常驻人心间而不退的“意义”呢？

　　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如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似乎给我们指明了人生的一个比较高层次的“意义”——自由，可是，“自由”也不全是美好的，曾有多少人感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保尔柯察金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人类的解放，是一件在一个普通人一生都很难完成的事，以之作为人一生“意义”的依归似乎不错，但这个“意义”却与人的情感需求背道而驰，它常常不是让人觉得快乐，而是让人时时处于苦闷当中。这样的意义能在人心间常驻吗？

　　看来，永恒的“意义”，或者时间长久的“意义”并非不存在，而是人的情感需要、生活需要、社会需要等等方面，决定了人对永恒意义的抛弃，对短暂意义的追逐。对真正意义的抛弃，对虚幻意义的追逐，这是不是一种背叛呢？而人常常都得面对这种是否背叛的问题。中国的封建时代，所谓的“忠孝不能两全”，说的是同一件事。可是，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舍了鱼，仍旧没有得到熊掌的时候，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人生的悲哀，或者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无意义”呢？

　　即使是时间长久的“意义”，也很可能是一种谎言。一战二战后的欧洲普遍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感到失望。不是失望于科技发展的速度不够快，而是失望于科学曾许诺给人们的美好世界的破灭。当年人们对科学，对现代化的热情，可能是一点不逊色于中世纪人们对宗教的热情，可是，最后科学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呢？尤其可以看看今天的世界，核武器，生化武器，转基因，问题食品，工业垃圾，这是人类所盼望的社会吗？为什么美好的愿望最终却带来可怕的灾难呢？求荣得辱，求功杀身，即使是被认为是人类的正确的方向事情，最终仍旧是可能把人类引向邪途的。

　　圣经里有个耶和华组织地下的人们建造通天塔的故事。一般的解释是上帝不希望人类获得上帝的能力，但今天我们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故事了。也就是说，上帝之所以要毁掉有形的通天塔，是因为“上帝”的存在是不能按照人类的模样去塑造和接近的，它的存在只能通过人的心去接近，上帝也只能存在于觉者的内心。

　　不过，当我们跳出“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纠结的圈子，去想一想为什么不论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处在何时何地，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意义”的问题的这种现象，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逼着人不能不常常去想这个问题呢？是人的良心吗？还是人所处的社会？后者的可能性也许更大吧。人是处在社会中的，人在社会中就需要时时与人交换，所谓意义，其实就是交换价值，一个没有意义，或没有多少意义的人，也就是没有多少交换价值的人，是不为社会所需要的。这也许才是“意义”问题的可怕之处吧。(2011/10/25)

读纪德的《人间食粮》

　　把这本书翻出来读，一开始主要为读这本书收录一部散文《访苏联归来》。因为早就听说这是一部反苏的散文，再加上某次机缘巧合，也许就是因为受伊格尔顿写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的刺激，很想了解一下西方左派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于是想到《访苏联归来》，觉得也许可以大致地把它当作一个参照。

　　《访苏联归来》并没有全部否定苏联，他只针对苏联刻板的官僚体制以及对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提出了异议。并拿这个与法国的情况相比，他觉得他以前猛力批判的法国显得自由地多，也可能是太自由了，以致他都都没感到应该珍惜。纪德所以对“自由”那么在意，也许和他自身存在许多缺点，也和他特定的阶级地位和阶级立场有关。他也许感到自己是无法被苏联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所接纳。不过，他对苏联的刻板的官僚体制的批评却深得我心，他认为，这种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总有一天，还是会把苏联变成一个有钱人和穷人严重对立的社会。而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

　　读《访苏联归来》，感到纪德的文字非常真诚，于是产生了去读这本书其它的一些文章的很大的兴趣。《人间食粮》和《新食粮》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其中，纪德强调了感官对于发现世界的作用。沉浸在这些文字中，你会强烈地感到，纪德所强调的感官的这些作用，不仅仅是帮助大脑搜集外界的信息，而是，这些感官本身就有自己的大脑和意志，它们能独自带领人们走进一个崭新的世界，告诉你它们的喜好和厌恶。这种观点大约和人们常说的感性认识相当，但与一般的应把感性认识置于理性认识的统御之下的观点不同，这种观点强调了感性认识超越理性认识的主导作用。这看起来似乎不是新的东西，甚至还带着一点邪恶，因为感官既可以是灵性的触角，也有可能是通达肉欲深渊的一部滑梯。一个人若沉溺于肉欲的深渊，他怎么能是有救的呢？所以，读这样的文字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应该尽量把纪德的意思往好的那一方面想，尽管纪德对肉欲的东西持平和的态度，但对一般普通人来说，则不一定能把握地那么好。

　　这本书的很多内容都与作者的游历有关，去非洲，去布列塔尼，去土耳其，去阿尔及尔，以及写《访苏联归来》前去苏联，都反映了作者重视与实在世界接触以获得知识的观点。对这些游历所的文字，作者也主要靠感觉到的东西把它们组织起来，与文化、哲学、传统都没有关系，几乎纯粹就是从感觉和一般的常识出发组织文字。读这样的文字能得到什么启示呢？纪德的文字中有很强的画意，景物、人物、事物，简单的几笔勾勒，呈现出一幅幅的立体画卷。细细地体味，还能感觉到这些画卷大多都是透明的，清新的。（2011/10/05)

论自由

　　“自由”这个词是一个非常有光彩的词，只要一说到这个词，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正义、公平、伟大、幸福等一些列的美好的词语。对于自由的歌颂，大概裴多菲的那首诗是最著名的，诗中说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有这样美好的诗歌语言的鼓动，有理由相信，一听到“自由”这个词，人们都会热血沸腾。

　　然而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常常不见得是正确的。一般人会说，“自由”不就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吗？比如，我想吃饭就吃饭，我想睡觉就睡觉，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我想旷课旷工我就旷课旷工，甚至，我想骂人我就骂人，我想干坏事我就干坏事。这样去理解自由，就把自由的边界无限扩大了，并且，这样去理解“自由”，让人觉得“自由”和“崇高”“高尚”这些事情毫不搭界，反而让人看到它和“自私自利”、“贪婪”、“放荡”、“腐败”这样的事情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如果“自由”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还值得裴多菲写诗去热情歌颂吗？应该是绝不会的。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大概就相当于佛家说的“贪嗔痴妒慢疑”等六病了。拿佛教的东西来对比也许特别能照出某些人的自由观的荒谬吧。在一些人认为应该是“自由”的东西，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束缚和奴役，是灾难、痛苦和病。一说到佛教，很自然地，人们会想到佛洛依德对人的分析。他说，人的人格包含三个“我”，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大概就相当于人们受本能驱使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大体和佛家所说的六病相当。自我代表一种社会理性，是一个“社会我”，是一种对人“本我”的制约和奴役的力量。而超我则指超越“社会我”的羁縻，使本能的力量升华到一个使个人和社会都获得益处的境界。同样，佛洛依德也不认为受本能驱使的自由是值得提倡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自由，怎么会考虑到别人的存在呢？每一个发挥这种“自由”的人，都将成为别人的灾难，又通过别人的反作用，成为自己的灾难。然而，尽管这种“自由”危害很大，却不妨碍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人，利用他们霸占的资源和权力，使它合法化、程序化，成为他们压迫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的特权。因此，被某些人含糊歌颂的“自由”，对社会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却是奴役。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吗：“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正是因为“自由”是一个含糊的大概念，其中参杂了太多的假货、私货和黑货了。如果“自由”同时包含了奴役人和解放人的含义，这不显得非常荒谬可笑了吗？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在心理学上说，自由需要通过自我完善而逐渐获得。道家说，自由要从修道中获得，当天人合一之时，就是自由的获得。佛家则更加“无政府主义”一些，它要人把头脑中的“我”和“天道”等概念全都空掉，人就自由了。从哲学上说，人要经历自在、自为、自由三个阶段，必须在人的能力达到了对必然规律的超越，才能获得自由。总之，在那些深刻的思想学说中，都认为自由从来都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过程，需要人付出艰辛和努力，有时甚至要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或许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获得过，但却不会妨碍人们对真正自由的美好向往。

　　可是，若把“自由”规定为“真正的自由”，也会招致人的反对。这些人会说，你这是想在地面上建立理想国，是“通往奴役之路”，难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还不深刻吗？面对这样的指责，我们不禁也要反问：难道不正是因为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才使人们设想并追求一种理想的国家形式的吗？难道因为遇到一点挫折，就全盘否定这种对理想的追求的价值吗？难道这种从对理想国的追求退回世俗国家，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来没有哪个人因为噎住了而不吃饭，那些害怕再噎住而不吃饭的人，他们也不可能再也没有饥饿，除非他们都饿得死了。在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上，人与人在高尚理想的照耀下，互相之间的关心多了，自我牺牲多了，友爱多了，试问，人世间有这么好的“奴役”吗？这样的“奴役”有什么不好呢？只有人们对理想感到厌倦，私心开始膨胀的时候，才会对这种追求“理想国”的努力感到厌倦。

　　以“自由”为名的思想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种所谓的“自由”主义，最后总是剥夺大多数人的自由，使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把“自由”交由少数人享受。如前所述，这样的“自由主义”其实不应该搅“自由主义”，叫它“保守主义”或“专制主义”其实是更恰当的。但由于，自由通常被人们所赋予的那些含义，称这样的“保守主义”和“专制主义”为“自由主义”倒也是非常恰当的。在这样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被说成白的实际是黑的，被说成是“魔”的人，其实恰恰是真正的人，大写的人！(2011/10/04)

认识台风

　　台风和暴雨造访了这个海滨城市。不过，城市里的人们似乎并不欢迎这两个不速之客。要么关闭门窗，要么撑起雨伞，要么用雨衣把自己包裹地严严实实，全都是如临大敌的状态。

　　但城市中的树木和建筑似乎有别的想法。

　　坐在屋子中，耳边是风吹动门窗的有节奏的声响，“嘣”，“咚”，仿佛某种意味深长的音乐。走到被台风裹挟的街道上，看到树木的枝条东摇西摆，很酣畅淋漓的样子，是平时很难看到的树木的舞蹈。树叶与树叶、树叶与枝条的接触，都是平常难以办到的，但在这个时候，你能看到它们是怎样地握手、拥抱、撞击、分离，仿佛久久压抑于心的激情的一次痛快的释放。连地上的废旧塑料袋也乘着风势招摇过市，从人们的身边忽地拔地而起，从人们的眼前忽地一闪而过。

　　那些平时能自由地享受阳光和空气的人们这时彻底萎靡了。躲在屋檐下、站台上，焦急地等待着、招呼着能把他们从这一苦难中解脱出去的出租车。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也打湿了他们原本欢快的心情。那些卖烧烤的摊子收起来了，那些平时把摊子铺到人行道上的商铺，也把摊子拖回到铺子里面，以防风雨的侵蚀。总之，凡是一切借着阳光而活跃或强大起来的东西，在此刻都处在苦境。

　　台风渐歇，给城市留下了满街的混乱。那是受到侵袭之后的混乱，还是某些事物狂欢之后留下的混乱呢？看你怎么看了，同样的事情，在一些人看来是灾难，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节日。显然，台风和暴雨，是那些原本寂静的事物们的节日。(2011/9/30)

鸡蛋与民主

　　钱钟书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你如果觉得一只鸡蛋好吃，你没有必要去认识下这只鸡蛋的老母鸡。”这个比喻的本体的确是一个事实，的确没有几个觉得鸡蛋好吃而产生去认识老母鸡欲望的人，但这个比喻的喻体却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很多人读了好的作品，或是耳闻目睹了什么好人好事，都会忍不住产生认识创作作品的创作者，或者是做下好人好事的当事人，似乎是试图了解多一些东西，以增进人生的经验或对世事的了解。因此，钱钟书用以婉拒别人见面请求的这个比喻，看似谦逊，其实是带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那种架势似乎是说：写作、创作是我们“天才”的事，你们普罗大众只需要负责阅读和欣赏就是了。推而广之，钱钟书的话似乎也是一切精英专家的心声，在他们的思维中，认为他们所涉足的领域是一切“外行”都无权置喙的，一旦有什么“外行”或者是普通百姓对他们说了一些“不”字，不是被冠以反动或妖魔的名号打倒，就是被专家以科学和专业的名义嘲笑。总之，在专家和精英的思维中，他们在某些社会领域是有垄断权的。

　　张宏良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肯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但他对人大的理解仍旧是有问题的。他说，人大就是橡皮图章，是最后拍板的机构。如果不那么严格地看，张教授的观点仍然是一个鸡蛋、鸡和吃鸡蛋的人的关系。人大好比吃鸡蛋的人，政策、法律好比鸡蛋，而研究制定政策、法律的人则是下蛋的老母鸡。按张老师的意思，人大的职责不包括，参与政策的调查、研究、修订和形成的过程，只需要在政策形成之后表决是否通过就可以了。但问题在于，掌管政策的部门不总是捧上好蛋，而是好蛋和坏蛋兼有，好蛋和坏蛋难以分辨，或者干脆捧上的都是让人难辨真伪的坏蛋，在人们必须要选择一种鸡蛋进食的时候，这时岂不是做任何一项选择都将是错误的吗？所以，这时若还不对下鸡蛋的老母鸡进行监督和干预，是不行的了。

　　对于政治，很多精英人士认为，这是专业人士的事，和普通百姓无关，普通百姓的参与只会使事情变得糟糕。事情果真如此吗？历史上，一些懦弱无能的皇帝常把国事的处理权交给一些所谓能干的大臣或宦官处理，结果久而久之，皇权就衰落了，国家也渐渐变得混乱。这种情况在现代国家的治理上也经常出现。西方民主国家用选票选出的领导人，本来是为民众代为管理国家大事，选民本来应该是被选举人应为之负责的人，但结果却常常颠倒过来，选民常常要反过来为被选举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服务。前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弊病，但这些国家执掌行政权的仍旧是一些代理人，而不是真正地由人民当家作主。久而久之，这些国家也产生了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特权阶层。因此，政治领域一旦有什么人被排斥在外，那么这些人一定是将被或正在被奴役的对象。其实不光是政治领域，在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何尝不是这样呢？一旦某人被排斥在外，那么他一定是对象，而不是主人。

　　在文革时期，人大是一个很好的选政策的机构。那时，在毛主席领导下，干部基本能坚持群众路线，制定的政策也基本符合人民的期待，因此选政策的风险不大。选政策比之选人来说，人民的政治参与度提高了，但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相比，仍旧是有很大差距的。因为调查、研究、修订和形成政策的过程似乎仍是由专门人士掌管，仍是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外。既然这样，人民又怎么能真正地当家作主呢？虽然周总理把共产党的官员定位为“人民公仆”，但实际上“人民公仆”人民的监督权和参政权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常常成为人民的主子。因此，就选政策的人大而言，它的确是扩大了人民的民主权力，但它仍旧是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的。

　　人民要当家作主，那就不应该有人民不能过问的领域。因此，人民就不能仅仅是担任最后拍板的角色，而是应该参与到政策形成的全过程。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应该掌管一切。也只有掌管一切，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成为统治阶级。(2011/9/27)

好诗的诞生

　　读一首好诗，是一种精神的享受，让人感觉有如与神相遇。

　　好诗给诗作者带来荣誉，但同时，好诗也成为诗人的负担。

　　因为，下一首好诗在哪里呢？这使诗人发愁。

　　一些才气不足的诗人开始从自己过去的作品，和一些已有的作品中，去总结诗艺，从而写出了下一首诗，或者下下一首诗。但对这样写出来的诗作，即使单独看仍是好诗，可读者读起来却总是觉得不满，仿佛是在哪里被骗了似的。

　　于是，诗人成为被批评、甚至是被诟病的对象。

　　《金刚经》里说，对待佛，不能以音声求之，不能以形象求之，否则就是人行邪道。一首好诗似乎也有这样的特点。

　　也就是说，好诗除了是灵感的产物，神的产物之外，是否能够像工艺一样不断地生产出来，不断地复制出来呢？如果能不断地生产和复制，那么神又在哪里呢？那些与神无关的东西，难道读者感觉不出来吗？制造一些冒充是神的作品，难道不是在造假，不是在欺骗吗？

　　因此，诗至少是不能产生于匠人的手中的。(2011/9/21)

郭成林案的二审纪实

　　9月19日下午去旁听了郭成林案的二审。同去旁听的，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只要看到对方穿着反对转基因的服装，立刻就会心领神会。

　　进入法庭之后，大家都很快找到座位坐下。二审的法庭比一审时的法庭要小，虽然来旁听的人不多，但旁听的座位还是很快就被坐满了。法庭的灯光有些昏暗，不知迎接郭成林的将是什么样的结果。两边的律师、公诉方、书记员等都已正襟危坐，但审判长却姗姗来迟。似乎是等了很久，很可能已超过了应开庭的时间了，审判长才到他应坐的座位上坐下。在这时，书记员才开始例行地宣读法庭纪律。宣读完毕，郭成林就被押上了法庭的被告席，审判也就正式开始了。

　　审判的程序一项一项进行，显得波澜不惊。与公诉方和金龙鱼的代理律师咄咄逼人的气势相比，辩方的律师则显得有些软弱，因此，大家的心不禁都提了起来。但就在大家都担心不已的时候，辩方在法庭辩论的阶段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辩方首先质疑了金龙鱼用作证据的所谓有关部门验证了其产品合格的证据的合法性，指出其检验报告的性质是送检而不是抽检，并且检验的项目少了很多，并且没有对致癌物质的关键项目的检测。这就使得金龙鱼的所谓“商业信誉”变得可疑起来。从而从根本上推翻了所谓郭成林侵害金龙鱼商业信誉的定罪依据。辩方律师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乘胜追击。他进一步指出了郭的帖子所依据的内容是网络上早已存在的信息，因而不是什么捏造事实，郭对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事物的抨击，不仅没有犯罪故意，反而是做着有利于人民的事，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辩方律师的辩词感染着所有的人。连审判长也感受到威胁，多次借故打断辩护律师的发言。坐在我身边是一个金龙鱼的人，她忍不住想小声跟我攀谈，想说服我（因为我穿着反转的T恤）承认对金龙鱼存在误解。但我没怎么理她。辩护律师在辩词的总结部分说，一旦二审判郭成林有罪，将会在中国开一个因为批评商家而被定罪的先河。这终于让审判长找到了发怒的理由，审判长显出勃然大怒的样子，说：“你是在威胁法庭吗？”在这个审判长眼里，显然公理是不能挑战他的权威的。世人都知道有官霸、商霸、学霸，殊不知其实也有法霸。在这一天，郭成林案的审判长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法霸。辩护律师为了辩护能顺利进行，立刻表示认错，并匆匆地把剩余的辩护词宣读完毕。

　　面对辩护律师雄辩的辩词和如山的铁证，公诉方无力反驳，要么是空洞地重复“本案事实清楚、一审量刑适当”的话，要么就是从枝节问题上进行一点于事无补的纠缠。审判进行到这种程度，任何有点良知的人都应该知道该怎么判决这个案子了。

　　审判的最后一项是“犯人”郭成林的最后陈诉。郭成林提出了六点陈诉。在这六点陈诉中，郭成林一方面希望审判长能公正审案，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对金龙鱼的忠言劝告，希望他们能把绑在他们自己身上的转基因这颗定时炸弹尽早拆除，否则金龙鱼在中国将来的命运将不会很好，显示出一位爱国者宽广的胸怀。与屡次打断双方律师的发言不同，在郭成林做最后陈诉的时候，审判长少有地一次也没有打断郭成林，不知是不是在审判长心里已经有些对郭的暗暗的同情？就我的观察来看，在那个时候，审判长看郭的眼神是慈善的。但尽管如此，当郭陈诉完毕，审判长仍旧没有当庭宣判郭无罪，而是宣布休庭和择日宣判。郭昂首挺胸地被押出法庭。而旁听的群众也终于在郭成林离开的瞬间，冲破了法庭的“纪律”，喊出了“郭成林无罪”。

　　庭审结束了，但庭外却暴雨如注，因此大家都被困在法庭外的大厅里。有记者在大厅里拍照。当辩护律师杨松也从法庭走进大厅时，人们渐渐向杨律师围拢过去，纷纷向杨律师表示感谢。原本和大家不太熟，站在大厅一边的郭成林家属，面对大家的热情支持，显得有些感动，也慢慢和大家交谈起来。直到暴雨稍歇，人们才渐渐散去。(2011/9/20)

中秋节与中西文化之争

　　又到了一年的中秋节。又到了凡是中国人对一种特殊食品——月饼——产生热情的时节了。想起小时候过中秋节的情景，那时，父亲会在桌上摆几个月饼，然后也不多说什么，就叫我们吃。父亲是一个木讷的底层劳力，对他来说，过中秋节，就是吃月饼。这种意识似乎也流传到我们身上。如果说，我们对中秋节的感觉比父亲丰富一点的地方，可能都是因为后来的文化教育所带来的。在中国的古诗中，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样的诗句，把凡是学习中国文化的人都弄得有点文人骚客的样子。可能，也因为这样的诗句，使人在咀嚼月饼时，会觉得是在服用中国文化。

　　如果没有文化的因素，人们也是需要节日的。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劳作，很需要有那么几天是用来放松和休息的。而节日，作为一个民族集体欢庆的时间，其放松和解除疲劳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但是，具体规定那些日子是节日呢？这就和各个民族自己的传统有关了。比如，对中国人来说，规定春节是一年的开始，很可能与古人在开始一年的劳作前举行的特殊的仪式有关，规定中秋是一个节日，原先可能也只是庆祝一年的丰收而已。至于后来中秋节和亲人的团圆联系起来，只是文人们从中秋节特殊的气氛中引申出来的。及至后来为纪年特殊的人物和事件而设立的节日，比如像端午节。而对西方人来说，他们的节日则多与宗教有关，比如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等。所有这些节日，都是人们能比较放松，能暂时觉得获得了解放的日子。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因为规定了这些节日而慢慢发展起来的。像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都和季节有关，这使得我们的文化有亲近自然的特点，像西方那样，所有的节日基本都和宗教有关，这使得他们至今都生活在一个宗教的氛围中。这种不同，似乎也就规定了中国和西方在文学和哲学上之所以不同的最初源头。可以说，节日，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初的基因密码。

　　随着西方文化对全世界的入侵，已经使西方的节日进入到世界许多民族文化的肌体之内。这使很多民族的文化属性发生改变。我们中国也没有例外。中国的硬实力不行，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软实力的内在根基却非常牢固，不是西方文化能轻易撼动。这就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一定的妖魔化，使不更事者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于是鲁迅的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就被利用了，极端利用的例子就是柏杨那样对中国文化的丑化。这种丑化，使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减少了和传统文化面对面对垒的机会，使精华的中国文化被五花大绑，被一团毛巾塞住了嘴，不能动，也发布了声，任由骄横的西方文化耀武扬威。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圣诞节或情人节的引入，因为其中包含着太多文化侵略的意味。

　　中国人的节日因四时而设，应和着季节的变化，给人暗示着生生不息的信息。而西方人的宗教节日，虽然它一方面联系这天国，带有劝人向善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却联系着死、赎罪与对现实的否定和破坏，时时向人传达死亡的信息。这样的文化怎么可能是真正仁爱的呢？又怎么可能给人真正的希望呢？只要仔细想一想，都应该明白应该反对西方人的节日的道理。当然实质还是反对西方文化。但反对并不表示不学习。要既学习它，又能消化它，而不是被西方文化所消化。（2011/9/12）

还有谁在武装支持卡扎菲？

　　卡扎菲称一定要重新回到的黎波里，这让支持他的人心里感到很欣慰。卡扎菲要想重回的黎波里，难度渴想而知，但如果一个人连知其不可为之而为之的勇气和担当都没有，那他还会有什么希望呢？卡扎菲敢这么说，提振了支持者的勇气和信心。

　　卡扎菲身处弱势，但仍然受人尊敬，而对还不算是弱势的中国政府，其表现则完全令人失望。近来，“国际社会”指责中国政府向卡扎菲出售武器，其台面上的意思是想把利比亚战乱的原因推到中国政府身上，意思是向全世界的人表明，利比亚之所以有人道主义灾难，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在给利比亚政府军提供武器，中国才是利比亚战乱的根源。面对这样的栽赃，中国政府当然需要反驳，但你看它是怎么反驳的呢？中国政府仅仅是否认向利比亚提供武器，而完全没有反问为什么不能向卡扎菲提供武器。表现的是一副对“国际社会”百依百顺的模样。如果不是北约武装支持利比亚反对派，如果不是北约亲自派大量战机轰炸利比亚首都，战争能够打得起来吗？如果一个人被抢劫，他奋起反抗，却被强盗杀死，难道要指责反抗者反抗的不义吗？一个政府连根本的人间正义都不懂得，这样的政府要想获得民意的支持，恐怕是很难的。

　　现政权对“国际社会”唯唯诺诺的表现的根源之一，是来自邓小平的所谓“韬光养晦”的“战略”。邓小平的意思是说，中国并不强，不要在国际社会强出头，这会遭惹太多麻烦的，还不如韬光养晦，安安静静地发展自己。这种思想对于做人，不失为一个明智的策略，但对处于国际博弈大棋局中无法置身世外的中国而言，则是糟得不能再糟，臭得不能再臭的“战略”了。因为你和别人是直接的对手，你的虚与实，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注视之中，你以为你对别人示弱，别人就真把你当弱者了，你以为你在国际社会强出头了，别人就会对你感到恐惧了？这都是太小儿科的想法了。《孙子兵法》中称，强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强，都是迷惑对手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而像如今这种，弱而郑重地示弱，不仅让对手瞧不起你，更让其对你若真的强大了也会郑重地示强感到忧虑和恐惧。你这种表现，能不鼓励别人卖劲、而且是放心地遏制你吗？现在连菲律宾、越南这样的小国都敢指着你的鼻子说三道四，可见你的所谓韬光养晦是多么可笑呢！毛泽东时代在国际社会中为第三世界人民出头，没有“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而在“韬光养晦”的年代，“中国威胁论”的调子却越唱越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唯唯诺诺呢，更深一点的原因则可能是现政权本身已经卖身投靠这个由强盗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了。强盗国家也有敌友，其强盗逻辑只适用于这个联盟之内，对它们的敌人则是不适用的。中国政府偏偏对这个强盗逻辑唯命是从，这说明了什么？中国这30多年来都是由什么样的一批人在引领国家的方向呢？现在凡有觉悟的人都会思考当前社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不是有俗语称，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吗？可惜这个觉悟来的太晚一些了，如果30多年前，人民能看清这一点，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就不会遭到这么多灾难了。(2011/9/6)